唐宋诗在形成自己风格、特征的漫长过程中，显然有佛禅加被的影响。自魏晋“置心天人之际，抗身烟霞之间”始，到王维“尚天人相半，在有意无意之间”，直到诉诸“才学”，诉诸“文字”，诉诸“议论”的苏轼，都与山水田园结下不解之缘，以求在自然山水中，证悟宇宙，证悟人生，证悟“本心”。
因而，从诗的风格来看，不论是王维的清丽、旷淡、含蓄、浑成，抑或是苏轼的雄奇、飘逸、诙谐、淡远等，其所以能千古流传，动人心魂，在于它们合于“本心”的自然，在艺术传达上呈现出一种自然风格。而具体风格品质的不同，是诗人在摆脱非自然、非“本心”的种种努力中所形成的个性风采。
儒、道、释三家对自然山水均是亲近，却大有分别。
儒家所谓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之“心法”，因其积极入世的主导思想而使“山水”带有强烈的政治道德色彩。其山水诗因缺少内心与自然山水的融合、“通连”，而“境界止于比拟”。
道家虽有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理性认识，亦有“大宗师”“遗形忘生”的风范，刘勰还是认为“庄老告退，山水方滋”。从总体上看，道家主张“返朴还淳”、“遗形忘生”是亲和的，而道教徒羽化登仙之“术幻”的描绘表现，则有悖于自然。
相对于儒、道两家，佛禅的自然观呈现为一种圆融完美，此中理性亦经得起理性的批判。佛禅之道，极而言之曰“心”，这是一个精神性的绝对本体。佛禅称“汝即梵”，即“你就是世界”，你就是整个自然。“本心”与“自然”之间就获得了一种不可间离的融汇。达观称：“春在于花，全花是春；花在于春，全春是花”，就是这种境界。
王维所得之“心”即禅家所觅之“心”，在悟的刹那，与自然万籁不分彼此，“打成一片”的“我梵一如”之状态：水流花开，闲云出岫、草萌莺啭、万川印月、雅翻枫叶……无一不是“心”的律动、“心”的返照，这绝不同于理学家们“天且不言人代之”、“天不能歌人代之”那种“有待牵合”方能与自然建起联系的境界。所谓“王维证时符水月”（扬巨源诗句）是说诗人与自然的融合程度、融合状态；“风来树动，雨过山青”，是形容其诗风表现的自然。王维诸多诗作，似乎未着些微人工的气力，只是自然的原态。
然而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王维在符契自然和传达自然这两方面，均达到相当的高度，但也只是“天人相半”。其后的诗人因渐而远离王维所具有的种种条件，而仍欲达到那种与自然的亲和程度和那种不期而然的传达效果，则“必须用力”（《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》），那种认真的“炼饰”，使后期唐诗日益走向自然风格的人造化。
这种“用力”到宋人那里，不得不改换了方式，他们似乎找到了学唐而异于唐的途径，干脆诉诸才学、文字、议论以求诗，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面目，自己的风格。宋诗风格的具体品质，虽然与唐诗有分别，但是它的基调与“诗心”仍然表现出与自然融合且能自然传达的艰苦努力，从这种意义上说，宋诗风格之于唐诗风格，是一种“诗心”的回归，是自然性情的一种“费力”的迂回归返。
《禅魄诗魂——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》一书，沿着这一基本思想，全面展开了佛禅与唐宋诗风变迁的读析、论述。全书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分别以“‘士宦禅隐’与前期唐诗的林泉、田园风韵”、“‘贬官禅悦’与后期唐诗的‘人造自然’风格”以及“‘禅隐’‘禅悦’的‘烂熟’和宋诗风格的形成”立题，对数十位诗人，上千首诗作进行了分析论证，调动征用数百种典籍、资料，将400年间的诗风变易理出了一个清晰的思路，作出了自己的判断，从中可窥见作者深厚的禅学诗学修养，40多万言行云流水般的文字，使著作具有一种恒久的阅读魅力。
